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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門市人民法院召開商事審判白皮書新聞發布會
來源:人民法院 發布時間:2017-05-26 字體:[ ]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上午好!今天新聞發布會的主題是向大家發布我院2016年度商事審判白皮書。白皮書主要分兩個部分,一是2016年度商事審判工作報告,二是商事審判十大典型案例。

近年來,海門法院的商事審判工作緊緊圍繞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牢牢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主線,積極履行審判職能,不斷提高審判質效,深化審判機制改革,全面加強自身建設,為協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力海門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為便于黨政機關、行業企業等組織以及社會公眾深入了解我院商事審判工作,共享我院在商事審判工作中掌握的相關信息,充分發揮商事審判活動在規范社會管理、提醒商事主體規范經營、防范商事風險、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促進我院商事審判工作依法、有序和健康發展。我院對2016年商事審判的相關情況進行了梳理、分析和總結,形成2016年商事審判工作報告。

下面先介紹一下2016年商事審判工作的基本情況。

(一)商事案件收結案基本情況

2016年,我院共受理各類商事案件1521件(舊存395件),較去年1173件,同比增長29.67%。結案1390件,較2015年1063件,同比增長30.76%。結案中,判決727件,調解349件,撤訴271件,其他方式43件。調撤率為44.6%,服判息訴率為88.1%。

(二)商事案件主要特點

一是案件數量顯著增加。民訴法司法解釋對合同糾紛案件管轄規定的調整,一定程度上帶來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買賣合同類糾紛案件數量明顯增多。2016年受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470件,占受理案件總數的30.9%,較去年同期388件,同比增長21.13%。同時,金融借貸類案件也繼續呈增長態勢,2016年受理金融借貸類案件632件,占受理案件總數的41.6%,較去年同期408件,同比增長54.9%。另伴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及立案登記制度的深入實施,涉公司類糾紛、信用卡糾紛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從而在其他類型案件數量基本持平的情況下,導致案件總量增長。

二是案件類型結構穩定,部分領域案件凸顯,案件標的額大幅增加,案件疑難復雜程度加大。在案件類型結構上,傳統類型案件仍占較大比重,買賣、借款、保險、公司糾紛類案件新收1597件,這四類案件數量遠遠大于其他類型案件,占新收案件總數的79.49%。由于部分行業尤其是建筑、家紡行業內部調整,優勝劣汰、重新洗牌,2016年我院受理的因資金鏈斷裂引發的案件以及因市場行情出現拐點引發的商事案件在絕對數上大幅上升,主要體現在原材料買賣、建筑行業中涉及的表見代理等領域。同時,受理案件的標的額大幅增加,案件疑難復雜程度加大。強制清算、公司解散等案件往往涉及公司股東、職工、公司債權人等眾多主體利益,案件錯綜復雜。

三是程序性問題仍是阻滯審判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礙。2016年送達難、保全多、管轄異議雜等程序性問題愈發凸顯。借款糾紛案件及信用卡糾紛案件中相當一部分當事人由于喪失清償能力而舉債外逃,導致難以送達,公告案件明顯增多。2016年我院民二庭公告342件,即四分之一的案件需要經過公告程序。還有一部分當事人誠信喪失,對法院文書一律拒收,導致直接送達案件數亦增多。同時,當事人申請保全的案件數量有所增加,2016年我院民二庭共有286件案件申請訴訟保全,占受理案件總數的37.88%,另有當事人為拖延訴訟,濫提管轄權異議。上述程序問題均極大增加了個案的工作量,影響了案件的審理周期。

(三)商事審判主要做法

一是發揮商事審判職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我院商事審判工作緊緊圍繞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妥善處理當事人矛盾突出的案件。注意防范甄別借貸案件中的虛假訴訟案件,建立健全與金融、保險等行業的溝通協調機制,為商事糾紛化解創造有利環境。注重保護股東知情權、表決權、分紅請求權、股權轉讓權等各項投資權益,調動市場主體參與創業創新熱情。尊重市場主體判斷,不輕易否定公司的內部決議、外部交易行為效力,增強市場主體安全感,提供生產經營動力和活力,維護交易相對人的合法權益。2016年4月份推出金融商事審判白皮書,搜集金融運行問題,剖析存在的問題及成因,并提出對策建議,收到良好的效果。10月份針對一起金融借款案件中發現的搬遷人在確定搬遷房屋狀況時,疏于對房屋是否設定抵押以及搬遷是否會損害抵押權人利益履行必要的注意和審查義務問題,向海門市城市建設指揮部發出相應的司法建議。

二是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依法保護各類主體合法權益。貫徹落實全國保險糾紛訴訟與調解機制建設工作推進會精神,建立保險糾紛訴調對接機制,鼓勵相關保險機構參與調解,及時化解保險糾紛,力爭實現保險糾紛發生率和訴訟率“雙下降”。拓寬商事糾紛訴調對接領域,與建筑、家紡等一些重點行業或部門共同建立聯合調處機制,鞏固與金融等行業已有的溝通渠道。探索商事糾紛繁簡分流機制,推動小額訴訟程序的適用,發揮各審判團隊的專長,實現簡單案件快速審,疑難案件精細審。

三是推進審判機制改革,切實提高審判質效。合理配置審判資源、組建審判團隊,充分發揮員額法官、法官助理及書記員的工作職能。民二庭對照司法改革的要求,按照1+1+1模式組建四個審判團隊,實行扁平化管理。在合理確定各審判組織職權范圍,嚴格落實獨任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同時,提高審判效率,加強案件質量管理。通過相互庭審觀摩、邀請人大代表旁聽等方式不斷提高庭審駕馭能力。規范裁判文書結構,加強說理的針對性和具體性,提高裁判文書的制作技能和水平。加強審判梯隊建設,著力培養審判業務能手,注重從案件中挖掘有價值的調研課題并撰寫調研文章,民二庭課題組撰寫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破產程序中銀行債權的保護》一文編入中國破產法論壇破產與金融問題專題研討會論文集,干警撰寫的《信用卡糾紛中利息及滯納金的公允計算》分別被《審判研究》、《南通審判》錄用。

 

 

 

 

典型案例

1、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門市支行與被告施某、張某、南通某電器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5年6月6日,施某與郵儲銀行海門支行共簽訂三份《個人最高額綜合授信合同》,分別約定郵儲銀行海門支行向其提供最高綜合授信限額199萬元、116萬元、54萬元,三筆業務的授信期限均自2015年6月6日至2023年6月5日。同時雙方簽訂《個人最高額抵押合同》三份,分別約定以張某、施某名下的房產作為抵押,為施某上述授信限額提供最高額擔保,并辦理抵押登記。南通某電器有限公司出具擔保函一份,承諾自愿為施某在原告處的所有貸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郵儲銀行海門支行按約向施某發放貸款150萬元。施某僅向該行歸還了部分利息,截止2015年12月5日,其欠付該行利息8226.55元。施某、張某系夫妻關系。施某為南通某電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F因施某等拒不履行還款義務,原告起訴至法院。

【裁判結果】海門法院審理認為,《個人最高額綜合授信合同》、《個人額度借款合同》、《最高額抵押合同》、共同還款承諾書、擔保函系各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亦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故上述合同均合法、有效。各方當事人均應當按照合同履行各自的義務。郵儲銀行海門支行按照合同約定發放貸款后,施某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償還本息,但案涉的150萬元貸款發放后,施某未按期償還利息,郵儲銀行海門支行由此宣布案涉貸款提前到期符合合同約定,但其并未書面告知施某,故認定案涉貸款提前到期的宣告日即為施某簽收本院起訴狀副本之日(2015年12月5日)。施某除應償還借款本金及2015年12月5日前的利息外,還應按照合同約定承擔逾期還款利息,自施某簽收起訴狀副本次日起計算。

本案中,案涉債權既有物的擔保又有人的擔保,雙方對實現擔保物權的順序沒有約定,故應當就債務人提供物的擔保先行實現債權;在物的擔保無法清償全部債務時,方可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施某、張某系夫妻關系,施某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負債務應視為夫妻共同債務,應由其二人共同償還。施某、張某自愿以房屋作為抵押,郵儲銀行海門支行作為抵押權人,有權要求以處置抵押物的價款優先受償,房屋的價值應以他項權證記載的金額為限。如處置抵押物的價款無法清償全部債務時,南通某電器有限公司作為保證人應履行保證義務,對未清償部分的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在履行保證義務后,有權向施某、張某追償。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于以下幾方面:一是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債務應當認定為共同債務。二是違約方出現違約行為,守約方可以依據合同約定以訴訟方式宣布合同提前到期,宣告日應當以違約方簽收起訴狀副本之日為宜,違約責任起算時間自簽收訴狀副本次日起計算。三是債權既有物的擔保又有人的擔保,雙方對實現擔保物權的順序沒有約定,應當就債務人提供物的擔保先行實現債權。在物的擔保無法清償全部債務時,方可要求保證人承擔保證責任。

2、徐某與徐某良、上海某床上用品有限公司、南通某家用紡織品有限公司民間借貸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23日,徐某與被告徐某良簽訂借款合同一份,約定借款期限為2014年3月23日至2014年9月22日,借款金額為100萬元,徐某良在借款人欄處簽字,上海某床上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床上用品公司)在擔保人欄處蓋章。2014年9月23日,雙方約定續借六個月,續借款人:徐某良,上海床上用品公司蓋了印章。2014年10月13日,徐某與徐某良簽訂借款合同一份,約定借款期限為2014年10月13日至2015年4月12日,借款金額50萬元,徐某良在借款人欄內簽字,上海床上用品公司在借款人欄蓋章。2015年3月13日,徐某良以借款人身份向原告出具格式借據一份,言明:借到徐某現金100萬元,用于企業經營周轉,于2015年9月12日前還清。南通某家用紡織品公司(以下簡稱南通紡織品公司)在擔保人欄內蓋章。兩份格式借款合同中利息欄內空白,第三份格式借據中借款利息每月2.5%處由原告劃掉。

2014年5月23日至2015年9月25日,徐某良通過其農業銀行卡或肖某的農業銀行卡分別向徐某的賬戶支付款項31筆,合計150.5萬元。

另,2014年11月18日,徐某指定徐某健向徐某良的賬戶匯入50萬元,徐某良認可此系向徐某的另一筆借款。

徐某良系上海床上用品公司及南通紡織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庭審中,徐某良陳述三筆借款主要用于兩企業經營。徐某系海門市某家用紡織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一、雙方在書面的借款合同中沒有約定利息。案涉的借款合同和借據系原告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或借據中均有相關空白利息條款,但雙方在書面的合同中對利息未作約定,特別是第三筆借款借據的格式條款中有固定的利息約定,但徐某將其劃掉。其作為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市場主體的經營者,具有豐富的經營風險意識,應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如果為了取得利息,應在借款合同中明確約定。徐某主張雙方口頭約定利息的證據不充分。故除56萬元外的另30筆匯款為歸還的本金,認定被告已歸還本金的金額為219.5萬元[125萬+(150.5萬-56萬)],尚欠本金數額為30.5萬元。二、關于本案借款的主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企業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以個人名義與出借人簽訂民間借貸合同,所借款項用于企業生產經營,出借人請求企業與個人共同承擔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本案中,徐某良明確表示借款主要用于上海床上用品公司、南通紡織品公司的經營,但無法具體區分借款用于哪家公司,故應認定應共同承擔還款責任?,F徐某已履行了作為出借人的義務,三被告作為借款人應按約及時歸還借款。遂判決被告徐某良、上海床上用品公司、南通紡織品公司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徐某返還借款30.5萬元,并駁回徐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民間借貸中,出借人主張利息應提供雙方對利息有明確約定的依據,沒有明確約定的,主張利息不予支持。二是企業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以個人名義與出借人訂立民間借貸合同,所借款項用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出借人請求企業與個人共同承擔責任的,應予支持。

3、何某、曹某娣、曹某美與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海門支公司意外傷害保險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曹某林系保潔中心清潔工,2015年7月30日中午12點左右,其在自家宅后休息時,不慎一頭跌下70厘米左右的田邊(有磚頭),當場死亡,死亡原因系摔倒。

保潔中心為曹某林等清潔工向人保海門公司投保了團體意外傷害保險等商業險,保險條款對保險期間、保險金額、承保范圍、理賠方式等均作出明確約定。事故發生后,保潔中心隨即向人保海門公司報案,人保海門公司認為查勘遺體沒有必要拒絕出險。事后曹某林的妻子何某、女兒曹某娣、曹某美作為繼承人,以保險受益人的身份向人保海門公司理賠身故保險金,但人保海門公司不予理賠,故提起案涉訴訟。

裁判結果海門法院審理認為,保潔中心與人保海門公司簽訂的團體意外傷害保險合同合法有效。曹某林未指定受益人,其去世后的意外傷害保險金應依繼承法的有關規定由何某、曹某娣、曹某美繼承,并有權向人保海門公司主張理賠。事發后保潔中心第一時間向人保海門公司報案,人保海門公司應當及時核定曹某林的死亡原因,若在初步調查后對曹某林死亡原因存疑則應進行死亡原因鑒定,以查明曹某林的具體死因。但人保海門公司既未出險進行事故勘驗,也未通知被保險人家屬保全尸體以備尸檢?,F曹某林尸體早已火化,導致死亡原因無法查明的責任在于人保海門公司,其需對此承擔不利后果。關于人保海門公司提出曹某林死亡非系意外傷害導致的抗辯,因其未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也未提供其他證據證明曹某林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引起或故意所為造成。加之曹某林死亡時額頭上有外傷,故依據現有證據無法排除曹某林系因摔倒致死或其他非疾病原因導致死亡的可能。遂判決:人保海門公司應按合同約定向原告何某、曹某娣、曹某美支付保險金60000元。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海門支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在民商事訴訟中,一般以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分配舉證責任。但在人身意外保險合同糾紛中,由于死亡(傷害)原因的甄別、鑒定屬于專業化范疇,更強調保險公司對保險事故不屬于承保范圍的舉證責任,具體表現為及時出險進行現場勘查,確認事故起因,對于確有必要的應及時通知家屬進行尸檢(驗傷),如因保險公司怠于行使上述義務導致事故原因無法查清的,應由保險公司承擔不利后果。

4、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與鄭某、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東支公司保險人代位追償權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27日,案外人朱某駕駛牌號為蘇FL7**F號的機動車與鄭某駕駛的機動車發生碰撞,致蘇FL7**F號機動車維修損失25000元。交警部門認定鄭某發生事故后逃逸負事故全部責任。事故發生時,蘇FL7**F號的機動車在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以下簡稱太平洋財保南通支公司)投保車輛損失險和交強險,鄭某駕駛的事故車輛在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東支公司(以下簡稱永安財保如東支公司)投保交強險和商業第三者責任險。事故發生后,太平洋財保南通支公司向朱某支付保險賠償金25000元,現主張永安財保如東支公司在交強險保險責任限額內支付賠償金2000元,鄭某、永安財保如東支公司支付交強險保險責任以外的賠償金23000元。永安財保認為因鄭某肇事后逃逸,故其就交強險責任范圍內的賠償金無支付義務,就商業險賠償責任已得以免除。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太平洋財保南通支公司作為承保事故一方車輛的保險人,已向被保險人履行了賠償義務,取得向事故對方當事人即鄭某求償的權利。因鄭某在事故中負全部責任,其賠償責任比例應為100%。鄭某所駕駛的事故車輛在永安財保如東支公司投保交強險和第三者責任險,永安財保如東支公司應在保險責任范圍內履行賠償責任。然鄭某在事故發生后逃逸,符合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機動車輛第三者責任保險條款第六條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情形中的第(六)項的情形,故永安財保如東支公司第三者責任保險的保險責任得以免除。但不屬于交強險條款約定的責任免除情形,故交強險的賠償責任不予免除。遂判決:一、被告鄭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賠償金23000元。二、被告永安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如東支公司與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賠償金2000元。三、駁回原告中國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重申交通肇事逃逸不屬于交強險財產損失免責范圍。根據《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只有基于(一)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險機動車被盜搶期間肇事的;(三)被保險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情形,造成受害人的財產損失,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并不包括交通肇事逃逸情形,亦未規定其他情形可以參照適用。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三條亦對機動車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若參加強制保險的,由保險公司在強制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有明確規定。若保險公司仍以被保險人交通肇事逃逸為由進行抗辯不予賠償或予以追償,系對法律規定的誤解,將損害權利人的獲賠利益,同時極大浪費司法資源。

5、南京某植物技術有限公司與南通某生物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09年7月29日,南通某生物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簡稱南通某生物公司)與南京某植物技術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簡稱南京某植物公司)訂立《工業品銷售合同》一份,約定:甲方向乙方購買設備,價款167.22萬元等。2011年2月25日,雙方又訂立設備買賣合同一份,約定價款950萬元;甲方在簽訂合同后三日內預付30%,發貨前付款50%,安裝結束具備進料條件前付款10%,調試合格各項指標達到雙方約定后一個月內付款5%,剩余的5%作為質保金在調試合格后一年內付清。

南京某植物公司交付了設備,南通某生物公司接收并實際投入使用。在接收設備至南京某植物公司提起訴訟期間,南通某生物公司未向南京某植物公司作出設備不全或與合同約定不符的反饋。

南京某植物公司于2012年12月向南通某生物公司開具并送交發票,于2013年3月18日、2014年4月、2015年6月向南通某生物公司發出催款函,于2013年4月向南通某生物公司發出對賬函。依照第二份合同約定,調試合格各項指標達標后付款至總額的95%,余款5%作為質保金在一年后付清。設備實際于2011年10月調試合格,價款的最后履行期限為2012年10月。從合同約定的價款支付期限屆滿日至南京某植物公司首次向南通某生物公司催款期間、南京某植物公司的每次催款期間、該公司的最后一次催款至提起訴訟期間,均未超過兩年。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雙方之間存在合法有效的買賣合同法律關系,南通某生物公司作為買受人未按合同約定及時付清價款,其行為構成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即除了繼續履行支付價款義務外,還應支付違約金。案涉合同中未約定逾期付款違約金數額或違約金的計算方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第四款的規定,在此種情形下,出賣方可以主張賠償逾期付款損失,法院可以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為基礎,參照逾期罰息標準計算?,F南京某植物公司要求南通某生物公司支付價款、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算逾期利息,其請求符合法律規定,予以支持。因合同中約定分期付款,故逾期利息應分段計算。遂判決:一、南通某生物公司應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向南京某植物公司支付價款1204748元,并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支付至實際給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駁回南京某植物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南通某生物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警醒商事主體在具體的交易及訴訟過程中要具有證據意識。本案中,南通某生物公司在訴訟過程中,對南京某植物公司提供的合同文本有異議,卻不予提供自己保管的合同文本進行核對;其認為南京某植物公司提供的設備存在質量問題,導致其公司車間發生爆炸事故,卻無法提供該公司設備存在質量問題的相關證據,最終導致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而南京某植物公司恰恰相反,其將與南通某生物公司交易的全過程均留有痕跡,包括向該公司每年催收貨款的函件、特快專遞郵件詳情單及工作記錄,甚至將送催收函的車票及電子監控亦予以留存。從而有效的保護了自身的訴訟時效等權利,有效防范了法律風險。

4、海門市某道路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與上海某建筑安裝工程總公司、宋某買賣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0年7月19日,海門市某道路工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道路工程公司)作為供方、宋某作為需方簽訂《商品混凝土買賣合同》一份,約定由某道路工程公司向宋某供應混凝土,工程名稱為“月亮灣二期工程”,雙方對混凝土強度等級、澆筑方式及單價、質量要求及驗收方法、付款結算方式及違約責任均作了明確約定。合同簽訂后,某道路工程公司按約交付貨物,被告宋某因未能清償貨款, 2011年11月13日,宋某向某道路工程公司出具“還款計劃”一份,后僅按約支付60萬元,余款926761.5元未能清償。

某道路工程公司認為宋某系上海某建筑安裝工程總公司(以下簡稱某建筑安裝公司)工程經辦人,且該公司曾于2011年3月21日出具授權委托書,授權宋某以其單位名義參加月亮灣小區的工程投標事宜。某道路工程公司遂將二人列為被告訴至本院,要求二人連帶向其支付貨款926761.5元及違約金。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一、宋某向某道路工程公司出具的“承諾書”系對雙方發生買賣業務往來賬款的結算,且有合同、收據等相互印證,故宋某結欠該公司貨款926761.5元的事實,依法予以確認。某道路工程公司以本金926761.5元為基數,按照年利率7.8%的標準主張違約金符合法律規定,亦予以支持。二、某道路工程公司以宋某與某建筑安裝公司系掛靠關系為由要求該公司擔責,既未進一步舉證,又缺乏法律依據。又因某道路工程公司并未與某建筑安裝公司簽訂書面合同,綜合考量宋某的行為,既不構成職務行為,又缺乏代理表象,不能構成表見代理,故某建筑安裝公司承擔付款責任依據不足。遂判決:一、宋某于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支付某道路工程公司貨款926761.5元及違約金;二、駁回某道路工程公司的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所調整的系建設工程實際施工人、發包人、轉包人間因工程款給付而產生的法律關系,并不調整工程施工者對外購買建筑材料而產生的買賣合同法律關系。二是在審理建筑材料買賣糾紛的過程中多數都需要審查實際購買人是否構成“職務行為”或“表見代理”,尤其以“表見代理”問題最為突出。我國《合同法》第四十九條僅對表見代理作了概念性的規定,故在實務中應以“是否存在代理權表象,相對人對該代理權表象是否產生信賴且是否存在過失、表見代理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民事行為具備成立的有效條件”為審查要素,綜合判定是否構成表見代理。

7、上海某實業有限公司南通某建材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1日,南通建筑工程總承包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工程公司)及南通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通建材公司)作為需方,上海某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海實業公司)作為供方簽訂《鋼材采購合同》一份。上海實業公司按約履行了供貨義務,并向南通建材公司開具了價稅總額為27526582.83元的增值稅發票。2014年9月26日,上海實業公司委托律師向南通建材公司發送律師函,要求其在收函七日內按照合同第五條約定的結算方式支付鋼材貨款并支付逾期付款違約金。后,工程公司企業名稱變更登記為江蘇某建筑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蘇州某世紀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作為甲方、江蘇某建筑產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作為乙方、上海實業公司及某集團張家口有限公司作為丙方,三方簽訂“以房抵款協議”,約定丙方購買甲方開發建設的位于吳江市南部新城新體育場北側的商品房,丙方同意以乙方欠付的材料(工程)款沖減購房款;甲方同意丙方指定的購買人購買上述商品房。2015年1月11日,上海實業公司向南通建材公司開具收條確認收到70萬元,收款方式為抵房,事由為材料款抵房。嗣后,上海實業公司出具清賬承諾書,明確雙方所有往來賬目已結清,不再存在任何合同款項糾紛。同年10月22日,上海實業公司再次委托律師向南通建材公司發送律師函,要求其在收函七日內支付鋼材貨款59836.19元、貼息費用128368元、房屋買賣傭金260143元及逾期付款違約金74466元。庭審中,上海實業公司申請變更訴訟請求,要求南通建材公司支付貨款391576元并支付截止2016年2月29日的逾期付款違約金172564元,之后的違約金以本金391576元為基數,按照日利率3‰計算至實際履行之日。同時,雙方一致確認僅發生過案涉買賣合同關系。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一、綜合上海實業公司起訴狀中的訴請、庭審中變更后的訴請以及律師函中的具體內容,不難發現其對南通建材公司實際欠付貨款金額的認定也是幾經變更,這顯然緣于雙方客觀上存在的多種支付方式造成結算的復雜化。此種情況下,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在雙方對發生總貨款金額確認一致的前提下,理應由南通建材公司對通過銀行轉賬、承兌匯票、以房抵款的具體金額一一進行舉證,如其未承擔上述舉證責任,則應承擔不利法律后果。二、上海實業公司作為合格商事主體,其出具的清賬承諾書法律性質上應認定為承認。當事人在法庭辯論終結前撤回承認但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或者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承認行為是在受脅迫或者重大誤解情況下作出的且與事實不符的,應確認其承認行為的有效性,可以免除對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本案顯屬上述情形。三、上海實業公司在出具清賬承諾書后,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現其主張與承認事實相反的事實,違背了民事訴訟中禁止反言及最大誠信原則。也正是由于其出具的清賬承諾書,客觀上阻斷了本院進一步審查南通建材公司是否欠付貨款的可能。遂判決駁回上海實業公司的訴訟請求。

上海實業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進一步明確禁反言原則。禁反言原則是為了防止一方當事人用前后矛盾的言詞或行為損害對方當事人的信賴利益而確立的原則,是誠信原則在民事訴訟領域的具體體現。確立禁反言原則可以防止當事人濫用處分權,維護訴訟程序的安定;有利于確立科學的推定原則,進而發現案件事實;有效避免因當事人反復提出相互矛盾言詞,而導致案件難以查清,久拖不決。

8、范某(反訴被告)與任某(反訴原告)、崔某(反訴第三人)、海門市某橡塑制品有限責任公司、毛某股權轉讓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4年2月8日,范某與任某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一份,約定:范某將其在某公司持有的60%的股權作價150萬元轉讓給任某,價款場外支付(另訂支付協議)。同日,范某作為債權人,任某、崔某作為債務人,東洲公司作為擔保人,三方共同簽訂支付協議,約定:150萬元股權轉讓款由任某于2016年8月30日前分期支付完畢,并按年利率20%計算利息;任某如有一期逾期付款,范某有權就全部債權提前主張權利,并由任某承擔訴訟費、律師費;東洲公司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同年3月14日,雙方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任某成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3年3月7日,云南省金平苗族瑤族傣族自治縣人民法院作出(2013)金民保字第1號民事裁定書,查封了某公司位于金平縣勐拉鄉頂崗村民小組的土地、廠房和機器設備。簽訂涉案股權轉讓協議時,上述公司資產仍處于被查封狀態。2015年7月27日,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法院因執行需要,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對某公司上述被查封資產進行價值評估,評估價為3432050元。

2015年5月20日、9月8日,任某、崔某及東洲公司向范某出具承諾確認書,對已付款項性質、余款支付方式作出承諾。2016年1月8日,任某、東洲公司再次向范某出具確認書,載明:截止當日,任某尚欠因涉案股權轉讓款產生的利息4.5萬元,該利息確保在2016年1月20日前歸還。同年9月1日,東洲公司、毛某用其名下的房產為涉案150萬元向范某提供抵押擔保并辦理了房屋他項權證但該抵押系二次抵押。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一、并無證據證明任某受到范某的欺詐并因此簽訂涉案協議。任某在受讓股權后,其作為公司的大股東、法定代表人,享有知曉公司財務狀況的權利和便利條件,其完全可以通過行使相關的股東權利,充分了解股權價值或相關股東是否存在抽逃出資或出資不實等問題。即便本案中存在股東抽逃出資的情形,在自由市場中,任某作為理性投資人,應當對公司的運營情況、資產現狀進行核實和必要的盡職調查,但其卻疏于履行在交易中自身的合理注意義務,應承擔相應的商業風險。況且,公司具有人合性,任某成為該公司的股東得到公司和其他股東的認可,并且任某也行使了股東及法定代表人的權利,參與到公司的實際經營當中?,F其主張行使撤銷權,有違公司團體利益及其他股東利益。加之,如果允許股權受讓方任意行使撤銷權,將極大危害交易安全,撤銷的后果,還會涉及任某與該公司之間、任某代表公司與其他民事主體之間已形成的法律關系。因此,任某在本案中行使撤銷請求權的基礎事實不能成立。二、任某應當從其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起一年內行使撤銷權。該一年的期間為除斥期間,不發生中斷、中止及延長的情形。案涉股權協議簽訂于2014年2月8日,并于同年3月14日辦理了股權變更登記。此時,任某作為公司的股東,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實收資本、出資比例等內容應當知曉,也有權了解公司的真實財務狀況、資產已被查封等客觀事實。從民事欺詐的構成要件分析,判斷撤銷權的行使是以訂立合同時范某是否使用欺詐手段使任某違背真實意思表示與之訂立合同。任某要求撤銷的股權轉讓協議簽訂于2014年2月8日,其于2014年3月14日成為公司法定代表人,故至其提起本案訴訟之時,均已超過一年期限。遂判決:一、任某、崔某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范某支付股權轉讓款150萬元及截至2016年1月8日的利息4.5萬元。二、任某、崔某應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范某支付律師費1.5萬元。三、如任某、崔某不履行上述一、二項債務,則原告范某有權以海門市某橡塑制品有限責任公司、毛某提供抵押的房產作為抵押物折價或者拍賣、變賣所得價款中超出第一順位抵押權人擔保債權的部分享有優先受償權,以150萬元為上限。四、被告海門市某橡塑制品有限責任公司對上述一、二項債務及本案訴訟費用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五、被告海門市某橡塑制品有限責任公司、毛某在承擔擔保責任后有權向被告任某、崔某追償。六、駁回原告范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七、駁回反訴原告任某的反訴請求。

任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本案典型意義在于:一是撤銷權的行使期限為一年,該“一年”為除斥期間,而非訴訟時效,不存在期間的中斷、中止等情形,當事人也不能要求延長。二是對于股權受讓方行使撤銷權的審查應當從嚴,如允許其任意行使撤銷權,將極大危害交易安全,撤銷的后果還會涉及股權受讓人與公司之間、受讓人作為法定代表人代表的公司與其他民事主體之間已形成的法律關系。三是明確民事欺詐的行為的認定應綜合考慮欺詐方是否有欺詐的故意,客觀上是否實施了欺詐行為,受欺詐方是否因欺詐陷入錯誤的認識及因錯誤認識而作出訂立合同的不真實意思表示,而且欺詐行為與被欺詐方的不真實意思表示具有因果關系。

9、沈某訴海門市某化工貿易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糾紛案

【基本案情】 海門市某化工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化工公司)設立于2008年1月8日。自2008年2月起,公司股東為沈某、顧某、黃某、葉某,每人的持股比例均為25%,每人享有全部股東表決權的25%,公司設有董事會。2010年,沈某、顧某、黃某、葉某在某化工公司經營上產生矛盾,且愈演愈烈。2011年10月17日,沈某、顧某、黃某、葉某四人簽訂分組協議,甲組為黃某、沈某,乙組為顧某、葉某。因四股東內部矛盾,沈某、葉某先后退出小組。自2011年10月份以后,公司沒有召集成股東會或董事會,未形成過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目前,四股東不再共同經營,顧某、黃某利用公司場地和設備各自獨立從事經營活動,沈某、葉某不參與經營。原告沈某認為公司若繼續存續會使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故提起案涉訴訟,請求解散公司。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判決公司解散需要具備四個要件:1.提起訴訟的股東所持有的表決權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權的10%;2.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3.公司繼續存續會使股東的利益受到重大損失;4.通過其他途徑無法解決。本案中:1、原告沈某在某化工公司持股比例為25%,符合所持有的表決權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權的10%要求。2、某化工公司股東間矛盾激烈,已連續五年未能召開股東會會議,亦無法形成有效表決,其權力決策機制已失靈,無法運行長達五年時間,屬于法律規定的經營管理嚴重困難的公司僵局情形。3、某化工公司的資產(含無形資產)仍然能夠給股東帶來利益?,F僅顧某、黃某能利用該資產進行經營并收益,而沈某和葉某不能取得其股權相應的收益,其股東利益已經受到侵犯,某化工公司的存續也會進一步擴大沈某及葉某的損失。4、某化工公司股東間無法通過協商達成一致意見,也沒有解決爭議的緩和方式的建議或方案,已無其他途徑解決矛盾。綜上,某化工公司已陷入僵局,且無其他緩和途徑予以打破,應予解散。遂判決:某化工公司于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解散。沈某、顧某、黃某、葉某在本判決發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內組成清算組,對某化工公司進行清算。

某化工公司、顧某、黃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南通中院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典型意義】 本案的典型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因公司股東會決議解散公司情形與因公司陷入僵局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申請人民法院強制解散公司并非同一法律關系,應予以區分。二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第五條第一款之規定精神,公司不應輕易解散,以維持社會穩定及財富的最大化。但若已窮盡其他途徑仍不能化解公司的持續性僵局的情形下,亦應當及時予以解散,以避免矛盾激化,損害持續。

10、趙某訴廣東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銅陵分公司建筑設備租賃合同糾紛案

【基本案情】 2013年前后,廣東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作為總承包方承建了位于海門市海永鄉的“田園風光住宅小區建設項目”中的 40#-61#(45#、53#除外)樓工程。后開發商江蘇某置業有限公司發函指令該公司將40#-61#(45#、53#除外)樓工程整體以“分包”形式轉給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銅陵分公司施工,工程負責人為許某、現場施工負責人為肖某。

2013年10月,原告趙某與該工程現場施工負責人肖某簽訂《塔機租賃合同》一份,約定由趙某向該工程出租型號為QT263的塔機一臺,租金為466元/天,租賃期限為2013年10月30日至2014年5月30日。合同下方甲方(出租方)簽章處由趙某簽名確認,乙方(承租方)簽章處由肖某作為代表簽名確認。合同簽訂過程中,肖某未持有廣東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授權委托手續,合同亦未加蓋總承包方的相關印章。合同簽訂后,趙某按約向該項目提供塔機一臺,實際租賃天數為320天。2015年9月22日,肖某向趙某出具《證明》一份,載明:趙某在我工地(田園風光別墅工程項目)中提供塔吊租賃設備,截至2015年9月22日,尚結欠趙某塔機租賃費用92000元。該《證明》下方肖某以證明人身份簽名。后趙某要款不著遂提起訴訟。

【裁判結果】 海門法院審理認為,肖某不構成對廣東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表見代理,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銅陵分公司系真正的承租人,其系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下設的分支機構,無獨立法人資格,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應與分公司共同承擔民事責任。遂判決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旌德某建筑安裝工程有限公司銅陵分公司向趙某支付塔機租賃費用92000元,并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付自2016年2月29日起至實際給付之日止的逾期付款違約金。駁回趙某對廣東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

一審宣判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典型意義】 本案典型意義在于對表見代理的認定提供參考。表見代理的認定司法實踐中爭議頗多,現行認定主要根據合同法關于表見代理的原則性規定,結合省高院[2013]3號審委會會議紀要等綜合認定。表見代理的實質為無權代理,因符合法律的規定而賦予其有權代理的后果。因此,在實踐的認定中應采取嚴格標準,即認定表見代理不僅需要案涉合同與建設工程存在關聯,還應考慮實際施工人在實施民事行為時以誰的名義、合同相對人是否盡到注意義務等更多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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